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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让书法与文学、文字学一路同行

热度 9已有 18339 次阅读2012-2-17 11:09 |系统分类:教育| 书法, 文学, 文字学

引言:中国的书法历来为东方正宗,从事书法教育工作以来,特别是专修汉语言文学以后,笔者认为书法研习不应局限在狭隘的技法里,应跳出书法看书法,用文学、文字学滋养书法,用通变论指引书法,让书法与文学、文字学相融相契。

关键词:书法文字学  刘勰 文学 通变论

基本框架:

一、重视文字学的修养

   二、用文学艺术的“通变论”指引书法

三、让书法与文学、文字学相得益彰

 

一、重视文字学的修养

      提到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,凡是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此书。自东汉以来的历代书法家中,没有不读《说文》的。《说文》是中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,系统地分析字形,解释字意的字典,是我国语言史上的一部巨著。加以清人段玉裁的注,所以诠释尽祥,被公认为中国古文字学的权威性著作。

      文字是书法也是文学的最初元素,没有文字书法也好文学也罢,都不可能出现。有位作家说过:“人类文明的最大奇迹就是把文明变成了文字,变成了文章、书籍。”历代书法也是通过书籍使之留传了下来。

      书法是和文字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一门独特艺术,从我国历史上来看,如李斯,李阳冰,徐铉,吴让之,章太炎等,都是书法家兼文字学家,无论文学家还是书法家,都应该深谙此中妙门。

      吕福隆提到的祝嘉先生在《读书法与说文》中列举了不少现代书法家因不懂文字学而大闹笑话的例子。如:有些著名书法家把字写错被人冠以没文化之名反而沾沾自喜,引以为荣。这些人非常麻木,拼命出风头,拼命要钱,不知廉耻,古文学不学,书读得也少。有的人给人家写招牌,把“通讯”,“电讯”的讯字,写成了“迅”字;还有的人,为酒楼写字刻石,“名厨”竟然写成“明厨”,岂不大闹笑话。《说文》中的文字由于是约定俗成之规,因此也束缚了人们发挥其才。对此,祝老是这样阐述的:古代书法家没有不读《说文》的,但也没有人恪守《说文》的。常跟古碑写别字,“精于音韵的,多不善诗,精于《说文》的多不善书”。袁简斋《随园诗话》就是因为束缚太紧而无法发挥其才。“刘郎不敢题‘糕’字,空负诗家一代豪”。因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中没有“糕”字,所以做不出诗来。祝老举例的宗旨,是想通过一些不好的东西来要求人们多读书,特别是文字学方面的书,来提高自己的素质,不至因错字、错题而闹出让人耻笑的笑话。另外,祝老在该文中还强调了现代书法家需具备文字学功底。“除了掌握书法创作必备的技法外,还必须研究文字学、训诂学、语言学、哲学、书法美学、书法史和书法理论。与此同时,并尽可能加强其文学修养,及时了解国内外新的艺术创作思潮,从而丰富和美化作者的心灵,以丰富其书法创作的内涵”(《葛鸿桢论书文集》242页)。除具此外,还须多欣赏音乐戏曲和绘画等其他门类艺术,从而进一步陶冶自己的情操。

      文字学是一门综合艺术,如何提高自己的文字学修养呢?我认为,首先要读一些基础的,但又是不可或缺的书。如:唐兰的《中国文字学》、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和《康熙字典》等。另一方面在平时学习与创作中养成勤翻工具书的好习惯。经常翻检工具书,查找自己感到陌生文字各体的写法。日积月累,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就会逐渐丰富。而且还在不自觉中养成在其他方面精研细究的好性格,何乐而不为呢。苟子《劝学篇》中曾这样说,“不积跬步,无以致千里,不积小流,无以成江海”。学习古文字学与学其他艺术门类一样,须循序渐进,还要甘于寂苦,百折不挠,契而不舍,以达物我两忘之意境,常此下去还怕天不酬勤吗。

      二、用文学艺术的“通变论”指引书法

      古代最早提出“变”的观点的是西晋陆机。他在《文赋》中说:“收百世之阙文,采千载之遗韵,谢朝花之已披,启夕秀于未振。”其意思是指作文章必须自出新意,开出新鲜的花朵来。在这里,变是主旨但它同时又指出了新变的基础是“通古”。这样就把“通变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命题。此后,梁·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将“通变”列为专章,对“通”与“变”的关系作了更详细的阐述,而其根本要旨仍在通古而变新。范文澜《文心雕龙注》说:“通变之术,要在‘资故实,酌新声’两语,缺一则疏矣。”近代学者黄侃:“美自我成,术由前授。以此求新,人不厌其新;以此率旧,人不厌其旧。”(《文心雕龙札记》)从《文心雕龙》以后,这种“法必师古,意从我出”的通变观即成为古代文学艺术中批判与继承的重要理论。在书论中,“通变论”是一个具有完整内涵的命题,其主要内容可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,对我们研习书法启示很大。

      1.在基本技法范围中“通”与“变”的关系 ,特别是书法艺术特有的各种体书之法的通变。书法各体均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技法体系。要掌握书法之奥秘,首先得“通”其基本技法,其中楷书又是入门之基础。但书法各体之法又不是互相割裂不通的,既“通”楷法后,则又当广通众体之法,进而将众法融为一体,这才是“通”的至境,而达此境界,“变”也就在其中了。在这里,“通”的关键是由貌到神,由得笔法到会笔意。所谓“不合法者亦终不可言书”,但最终的妙境又在“得于天然者,下手便见笔意”。故“若通其变,五体(真、行、草、隶、篆)皆在笔端,了无阂塞,惟在得其道而已。”这时的“法”便是“我意”的载体了。所谓“平正”与“险绝”的关系,“规矩”与“从心所欲”的关系,其实质也是“通”与“变”的关系,只不过它是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对通古法而又变新意的说明。

      2.在通基本技法的基础上,古代书家及时代风格与“自立之体”的通变关系。古代有成就的书家无不是在通前贤之“体”后“自变其体”,方能“以传后世”的。在书法艺术中,基本技法是立足的根柢,而体会古代书家如何运用而表达其独特的艺术意趣,则是在更高的精神层次上的“通”。这里,前代某家之“体”,以及其“体”之法,已是某种别具意蕴的审美典型,而通其体、通其法,便是会其神采和得其意趣。在书史上,每一位杰出书家总是由“通古”而“变今”获得成就的。古代书法评品中每每论某家之“源”,又论其所“变”,正是以“通变”的观点去审视某一家、某一体,乃至某种时代风尚的。从习书的角度说,书法艺术的传统积累越丰富,对后人“通”的要求就越高,而“变”也就越艰巨。但同时,“变”的基础越广博,其出新的品位就可能更高,传统作用的双重性就在这里。米芾壮岁时书法尚为“集古字”,但正因其“取诸长处,总而成之”,使人“不知其何为祖”,终于能“自成家”而不朽于千古。一部书法史,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书家的“得其源”和“自成家”的历史,也就是书家们如何由“通”而“变”的历史。对今日习书者而言,怎样在书史上写下自己“通变”的一页,是十分艰巨的事业,但途径是十分明确的:“变”必须以“通古”为起点。

      3.如何实现“通变”。从书史上看,一个优秀书家的书法,总是既有丰厚的传统内涵,又体现着强烈的个性色彩,而一旦为世所确认和理解,其书也就转化为集体的精神财富,成为群体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因此,个性与共性乃互相生发和转化,个体精神既要与公众的群体精神取得某种一致性,但又不能消融其间,这种既互相渗透而又不能彼此取代的关系,带有十分强烈的悖论色彩,是历来艺术家和理论家争论不休的难题。而古代书论却用“通变”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,这就是“妙在能合,神在能离”。所谓“妙在能合”,即通古人书法之技法、神采和精神,也就是“临古不可有我”。这时的“无我”,乃是将“我”化入到书法艺术的传统中去,取得书法共性的滋养,从而为人们所理解;达到此一步,仅达“妙”境,要达“神”境,还要能“离”。所谓“神在能离”,即“不掩性情,自辟门径”,从“无我”变为“有我”,也就是“神采论”中所谓将“他神”化入为“我神”。这一“无我”到“有我”的过程,乃是“通变”的最高境界。但这时的“我”是在充分吸收了前代美的积淀后的“新我”。这“我”既是群体精神的个性化显现,同时又为群体精神增加了新的内涵。所谓“临帖不可不似,又不可徒似,始于形似,究于神似,斯无所不似矣。”说的便是书法艺术如何将共性与个性统一,而最终与古人“合于形骸之外”,既通古人的法度和艺术之精神,又变为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精神,从而达到“神离”之“妙合”,其书也就是一种由“古”分蘖而出的“新”,是“通篇意气归于本家者”的“真迹”(真实性情的表现),是“人不厌其新”亦“不厌其旧”的新旧交合而生成的新一代书法。对此古人精骇地表述为:“入古出新”。因此,对每一个习书者而言,以“通变”的精神为书法这一古老的中国文化艺术再添一分光彩,是不可违背的必由之路和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。

      三、让书法与文学、文字学相得益彰

      我国是文明古国,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,了解历史的发展,了解文字与书法的演变和发展,对于每个国民来说是有必要的。作为一名书法研习者,则尤为显重要。因为中国书法、文学文字学的未来是要经过我们这一代去延续、发展。

      谈到延续、发展,放眼当今,盛世文艺复兴,中国书法、文学文字学也可以说是独成体系。再加**络、开放教育的普及和文化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青睐,但在热的同时,不能不回过头来审慎关照我们所研究的领域问题。

      多年来,书法或是寄于美术专业篱下,或是独立门户,在各类媒体的参与炒作下,研究者偏重于技艺的研习,为其梳理经脉成为空门。但学习书法或是文学文字学的专家学者不得不承认一点,书法实质上是与文学文字学至始至终紧密融合在一起的。比如天下第一行书东晋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若不是文章的发人肺腑和耐人寻味,即使形式再流美蕴藉,也吸引不了后人的眼光;天下第二行书唐颜真卿的《祭侄稿》若不是激愤悲痛之情溢于笔端,忠烈之气溢于言表,也得不到后人的垂青;天下第三行书宋苏轼的《黄州寒食诗帖》若不是诗作加入苏轼本人既潇洒又傲岸的人格精神,即使书法刻意入古出新,也难达登峰造极之境,宋四家正是在追求意趣的过程中自然使诗书融合,两相辉映。

      元代赵孟頫虽为汉皇室后裔,却为元宦官,若不是提出了“书画同源”的“石如飞白木如籀,写实还须八法分,若也有人能会此,须知书画本来同”的诗作观点理论,加之《雪晴云散帖》的内文:“雪晴云散北风寒,楚水吴山道路难。今日送君须尽醉,明朝相望路漫漫”的佳话,怎么也不可能载入书法史册。唐太宗李世民的《温泉铭》,若不是词文原创,纵使书法如何老练,也难成书宗。

      新中国一代领袖毛伟人,若不是博览全书,诗词超群,即使书法比肩东汉张芝、唐草三杰,亦难为风范引领。鲁迅,忧愤深重,却也研究过历代书法。更不要说郭沫若临山题字美谈,多少文人志士归隐山林吟诗作赋、著书立传,以传后人。若不是作家诗人的文化追寻、探问,书法和文学文字学也不可能姊妹如此亲近。

      中文作家无不历览四书五经,大学中庸,古今中外,然后求其变,研习书法亦应如此。在我们在这共同的意识指引下,让书法与文学、文字学相得益彰,一路同行。

发表评论 评论 (7 个评论)

回复 zwf123 2013-10-22 07:20
让书法与文学、文字学相得益彰,一路同行。好举措!
回复 1505249221 2013-12-20 10:23
期待!
回复 黎平蒙翔 2016-3-31 15:13
学习
回复 吉林学子 2016-4-1 14: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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